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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史的全球坐标:《劳特利奇全球互联网史手册》前言
2021-01-09 17:46:24   来源:   评论:0 点击:

导读:意味着来自一个充满生机的互联网传媒生态的对当地空间和场所、特定亚文化、一个特定平台或技术的全新的、密切的、集中的关注。
来源:杰拉德•戈金(Gerard Goggin )、马克•麦克利兰(Mark McLelland) 著;陈帅、原明明  译 .《汕头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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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969年互联网正式诞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对互联网史的研究终于初具规模。本书问世之时,恰逢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杂志《互联网史》(Internet Histories)诞生之际。其他标志性的进展还包括若干本重要的论文集、杂志特刊、学术论文和专著。本着媒介精神的原则,在数字人文科学、数字社会科学和相关的信息技术辅助研究(e-research)诞生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日益增加的数字资源,互联网史网站、资源、文档和数据库也同样标志着互联网史研究领域的进步。
然而,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论断:目前英语世界现有的互联网史,还主要是对北美和欧洲国家情况的纪录,也仅仅纪录了这些国家情况的某些方面。例如,对美国互联网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在《发明互联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一书中,Janet Abbate追述了互联网的起源,特别描述了通过阿帕网(ARPANET)的发展,技术及其含义是如何同时产生了变化。Patrice Flichy研究了美国九十年代的网络文化热潮,当时最明显的标志是《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的广为传阅(Flichy 2007)。在《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概览和数字乌托邦的兴起》(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一书中,Fred Turner探索了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数字文化的出现,军事-工业研究文化与反主流文化之间所产生的联系,而这一联系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发展起来了(Turner 2006: 9)。William Aspray 和 Paul E. Ceruzzi编撰的《互联网和美国商业》( The Internet and American Business 2008)一书中收录的各篇文章展示了互联网的设计和使用在美国商业中的重要轨迹的各个视角。
在欧洲国家,互联网史研究刚刚兴起。牛津互联网研究中心于2001年在英国成立。自成立以来,该研究中心一直是欧洲和全球互联网文化研究的要地。在其他地区,一位开创性的欧洲学者是Niels Brügger, 他发起了丹麦互联网史的重要案例研究,同时也开创了网页历史研究这一领域 (Brügger 2010 and 2013; Burns and Brügger 2012; Brügger 2016a and 2016b; Brügger and Schroeder 2016; Brügger 2017; Brügger, Ankerson, and Milligan 2017)。其他领军人物还包括:法国研究者如Valérie Schafer (Schafer and Tuy 2013)、Benjamin Thierry (Schafer and Thierry 2012)和Camille Paloque-Berges (Masutti and Paloque-Berges 2013);伦敦大学研究者如Jane Winters,主持了 《大英国区艺术和人文学科数据》(Big UK Domain Data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BUDDAH; http://buddah.projects.history.ac.uk/)项目来纪录英国网页历史;阿姆斯特丹大学“数字方法倡议”(Digital Methods Initiative)项目的研究者,包括Anat Ben-David (2010, 2012, and 2016)、Anne Helmond(Helmond 2015)和Ester Weltevrede (Weltevrede and Helmond 2012)。当然,还有Richard Rogers的开拓性著作《数字方法》(Digital Methods, Rogers 2013)。然而,在欧盟地区,虽然对互联网史有不少本地案例研究,但目前还没有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缺乏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在许多国家,技术专家社区与互联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互联网协会或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等治理机构中的行动者,是第一批参与者历史的撰稿者,也得到鼓励和资助来撰写制度史。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其他国家的互联网史专著为数甚少(中国和韩国例外,参见Zhou 2006 , Lee 2012),多个国家之间的网络史比较研究就更少了。国际上对互联网多样化发展路径历史最早的研究,来自于对某些特定国家的互联网情况的研究(例如由Peter Lang出版社出版的、Steve Jones主编的《数字结构》(Digital Formations)系列)。为了讲述互联网在特定环境下的情况,研究人员必须设法了解当地互联网的具体特征——即使只是将其与全球互联网的“已接受”历史联系起来。在各专业学科领域,还展开了对互联网史的另一批研究。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各学科需要加深对互联网的了解,因其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媒体、传播、文化和技术动态的核心(参见Bruijn and van Dijk 2012; van Dijck 2013)。因此,越来越多的对各地区国家的研究,包括发展中国家,让我们注意到互联网在Web2.0、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数据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发展方式(参见Donner 2015)。
然而,虽然有一些用当地语言发表的研究,对互联网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国家的早期情况进行了介绍,这些研究却并未译为英语,英语学术界在谈及这些国家的互联网史时,也很少提及这些研究。日本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子。自公文俊平(Shumpei Kumon)于1988年发表了突破性著作《网络社会》(Nettowāku Shakai)以来,在早期BBS和互联网文化方面一直有着丰富的日语文献。然而,在整个90年代,对日本互联网传播采纳情况的英语评述,还主要依赖于美国人叙述。这些美国人或是曾在日旅居,或是曾访问过日本,对网络传播应该是什么情况,脑海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设(参见本书中麦克利兰〈McLelland〉的章节)。虽然从21世纪初开始,在日本计算机技术(Gottlieb 2000)、网络文化(Gottlieb and McLelland 2003)和移动媒体方面(Ito, Okabe, and Matsuda 2005)有了开创性的英语学术成果。然而,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真空地带——在学术研究方面如此,在对这一新生领域已有研究的充分了解和继续推进方面也是如此。总的来说,由于在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传播、媒体、数字技术和文化的重要性,缺乏地方历史的参考成为一个重大的障碍。随着互联网史逐渐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本地语言的互联网史一手研究不断增加,现有的非欧美背景下互联网文化的早期研究将做出大幅度的修改。
在对互联网史的研究和兴趣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本章介绍了本书的独有视角和对互联网史这一研究领域的贡献:充分展示掌握互联网史全球性的迫切性。

媒体史研究框架下的互联网史

让人沮丧的是,互联网史的研究发展缓慢,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可也很缓慢——至在参与这一领域的人看来,情况是这样的。当然,必须承认目前互联网还处于不断建设的过程中。如同其他传媒形式和技术一样,研究历史的依据、保证和必要性仅仅需要时间。

毕竟,报纸和新闻界的历史可能现在已经相对成熟,但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有发展空间。尽管人们不断预测新闻界的消亡,它亦然极具复杂性和吸引力,而且对更广泛的历史研究也有重大意义。最近一个充分发挥其研究潜力的例子是电视的历史。电视作为媒体已经发展了好几十年,用于支撑电视史研究的基础已经逐渐成型,目前有私人收藏库和档案库,也有大众档案库和商业档案库作为补充,研究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已经多样化,也有不少研究项目正在进行。

还有许多其他与互联网史研究相近的例子,最值得一提的是计算史研究。从事计算机技术、信息科学、信息技术学科、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的学者,以及历史学家,不少都对计算史有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的结果是强大的资源和支持,包括专门的学术和职业团体,奖励、奖项和助学金,颇具规模的资料库和档案库,以及不断发展的分散式专业知识和越来越多感兴趣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该领域并保持发展势头。还包括重要学术期刊,如《IEEE计算史年鉴》(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和《信息和文化:历史期刊》(Information & Culture: A Journal of History)。

并非所有的互联网研究都在大学进行。就像电话全盛时期的贝尔实验室,或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历史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PRA, 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Goggin, Ling, and Hjorth 2016),在当代互联网研究中,重大的、高价值的研究正在通过领先的行业研究实验室(尤其是微软实验室和英特尔公司)的研究人员产生和流通。然而,这些得到行业或商业赞助的研究并不关注互联网的许多方面。例如,某些应用所吸引的使用人群可能与其设计方或赞助商的本意有别(参见麦克利兰〈McLelland〉的章节中对日本早期计算机网络的讨论、赵栋元〈Jo〉的章节对韩国早期互联网文化的讨论,以及谢弗和蒂埃里〈Schafer and Thierry〉的章节中对法国米尼特尔〈Minitel〉系统的讨论)。

电话和电信的历史是另一个颇具说明作用的例子。在这些领域,研究更为分散,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系统的整合和培育,并且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解除电信管制以来,这一领域来自行业的资金和动力已经耗尽。尽管如此,该领域依然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涉及各个不同的学科,包括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和传播学等(Fischer 1992; Hills 2007; Moyal 1984; Rens 2001)。然而,目前来看,尽管学界对移动通信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特别是缺少全球背景下的研究(Agar 2003)。考虑到全球上亿人只能或主要通过移动手机(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使用互联网,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尤其重要,这也是2015年互联网协会《移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Mobil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报告所强调的(Internet Society 2015)。

更让人惊讶的是,传媒史作为一个发展完善的领域,在相当一段之间之后才把互联网史作为该领域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技术本身不断变化和发展,随时会出现新的重要应用,需要进行分析和解读。随着新的应用和内容的不断迅速出现,现有的程序和内容正在进行更新或删除。正如Brugger所著的章节中指出的那样,对网页资源进行存档的过程并非易事,因为网页中有着极为密集的互文“内容”,所以几乎无法把某一特定时刻组成网页的超链接全部保存下来。举例来说,某位媒体历史学家想要说明雅虎地球村网络托管服务(GeoCities web hosting service) 如何让第一代公共网络用户熟悉个人主页的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据报道,该服务于2009年关闭前共产生了3800万个网页(Shechmeister 2009)。虽然他努力对这些网页进行了存档,查阅全部网页的过程依然困难重重。

另一个困扰互联网史的问题与媒介(medium)的定义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整个媒体史的普遍问题。互联网在其相对短暂的历史中已为广泛的用途和应用程序提供了支持。 “互联网”这个词常被用来指代各种不同事物,我们不会是第一个指出这个问题的人。对这一概念的最佳定义仍然是技术上的规定:互联网以作为其技术体系核心的协议为中心,即包括与TCP/IP协议有关的的各个层级(layer)、元素(element)和应用程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人们关注的重点是互联网的发明,以及互联网在有限几所机构、部门、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应用。当时,至少从技术历史这一传统角度来看,互联网是什么样子比较容易界定。计算史方面的资料、电信基础设施和治理等方面的资料都容易收集,这些资料的相关性也很强。随着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互联网的普及,我们需要认识这种新的媒体形式;而对互联网的认识又决定着我们如何理解媒体和媒体的作用。当然,互联网从诞生之日起,本身就是一种媒体。所以对媒体史的研究需要把互联网囊括在内。作为一种媒体形式,互联网史与演讲史、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和电视史一样,亟需我们进行研究。

互联网史正式作为媒体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受到认可,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互联网是一种相对新兴的媒体形式,因此对这一领域的专门历史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研究所涉及的概念上的、研究方法上的和收集档案上的难点也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从事互联网史研究的人可以从其他媒体史研究中获得启发,也可以对其他研究进行灵活运用和充分整合。例如,我们考察八十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时,需要考量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技术、应用程序、文件格式和使用方法。当然,我们依然可以用TCP/IP协议来判定什么是互联网,什么不是互联网——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然而,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或者互联网与无线技术、移动电话、广播、传感器以及其他网络和技术的交织而产生的杂糅性,对互联网的恰当界定,以及对哪些互联网史与研究相关的界定更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同对媒体、对文化的理解一样,目前互联网的主要概念还基于有限的互联网经验、使用和概念,也主要是从英语用户、特别是北美用户的视角出发,因为北美和一些欧洲国家是最先使用互联网的地区。英语用户的文化、语言和社会价值观对互联网的影响很大,甚至镌刻在网络技术协议层面上。例如,互联网域名使用的是英语。然而,在如今的互联网上,英语已经成了少数语言。使用汉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其他语言的群体迅速增加,并在各种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文化的发展及本土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考虑到互联网史领域本身的构成,我们认为该领域的诞生必须是全球范围的——或者至少是在全球范围内重生。

互联网史——生而全球?

从某种程度而言,互联网技术与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其他媒体形式不同。后者起源于多个国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然后才成为全球传播网络的一部分。以电影史为例,十九世纪末,彼此独立的电影业在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不同国家同时兴起。然而,互联网的早期历史与美国的创新活动紧密相关,因为美国军方对计算机骨干网的必要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支持。对许多国家而言(日本和法国例外),最初的计算机网络需要与美国已经建立好的基础设施建立连接。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和美国以外的计算机厂商必须接受美国设立的协议和使用条款。虽然在八十年代早期,在法、日等国有一些独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在美国也有不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网络(Aspray and Ceruzzi 2008; Carey and Elton 2010),然而,当八十年代末国际互联网连接可以使用时,这些系统都停止使用了。因此,可以理解早期的互联网史主要是关于美国互联网的发展,北美以外的许多互联网史也都强调本地互联网与美国技术骨干网的首次连接。

我们常常忘记,早期电影是默片,可以为不同的观众提供不同的字幕。然而,互联网上的信息与此不同。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互联网上的大部分资讯都是英语。因此,主要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和计算机爱好者对这些信息感兴趣,他们也是非英语国家最早的互联网用户。日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用户的迅速增加减少了英语在总体语言使用中的比例,但直到九十年代末,英语还是互联网上的主要语言。对英语的偏爱不仅仅是美国技术文化前身的产物,也是输入和显示文本所必需的计算机代码的一部分。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ASCII)最初在1963年开发,只能输入并显示罗马字母以及与英语相关的数字和标点符号。特殊字符的输入和非罗马字母特别是汉语和日语等基于字符的脚本的调节是个重大问题,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和创新才得以解决。标准英文打字键盘(QWERTY Keyboard)最初发明的时候,是为了避免19世纪打字机经常出现的英语单词字母组合(例如th和st)的干扰。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键盘依然是目前主流的人机交互界面,即使在不使用罗马字母进行日常交流的国家(譬如日本)也是如此。语言(包括其文字系统)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意味着有些国家在初期使用互联网时,相对于其他一些国家而言更具优势。这也说明,技术的设计和应用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因此,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史不应该假设技术的中立性,而应一开始就研究不同的当地文化和社会环境。

本书的重点是论证以下观点:要充分理解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研究,需要接纳、回应、研究并深入了解在互联网技术的早期应用阶段,不同地区的本地因素。这些因素目前依然继续形塑着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社区的互联网文化。互联网史有一套同时位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的全球坐标体系。如果不能理解这种多样性,我们充其量只能得到一幅不完整的画面。本书旨在引导并激发互联网史的根本扩张,使其跨越更广泛的全球、国际和比较的维度。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会让互联网史更为完善、准确和丰富,也是因为这样的历史会让我们对互联网本身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认为,对全球互联网史的深刻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在当前和未来对互联网阐释的使用和滥用。因此,本书延续了互联网研究中一个不断发展的主题:从国际视角理解技术及其文化的必要性。

互联网研究的国际化

互联网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Jones 1999; Consalvo and Ess, 2011; Dutton 2013)。这一领域吸引了全球的研究学者,并一直以北美为中心,而且越来越多地以欧洲为中心。互联网研究协会(AoIR)首届会议(IR1)以《跨学科现状》(The State of the Interdiscipline)为标题,于2000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举办。除了在亚太举办的两次(2006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办的IR7和2014年在韩国大邱举办的IR15),2000-2017年间的十八次会议中,七次在美国举办,五次在欧洲,两次在英国(至本文截稿时仍是欧盟的一部分),两次在加拿大。从很多方面来说,互联网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欢迎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视角的研究。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领域的研究框架(如AoIR会议中使用的研究框架)还是以美国、欧洲和其他英语国家为中心(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在互联网研究的发展和认同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1999年Matthew Allen在科廷大学设立了第一个互联网研究课程)。互联网研究和IR会议的大多数参与者来自多个学术团体和协会,因此为这一领域的国际交流带来了其他的经验和资源。

考虑到在许多早期的互联网文化报道中存在对英语的偏爱,我们于2009年出版了《互联网研究的国际化:超越英语范式》(Goggin and McLelland 2009)一书,以强调和支持互联网研究的多文化、多语言和国际多元化工作。该书的研究基础是大量关于语言和技术之间关系(与互联网相关,特别是Danet and Herring 2007)、文化与技术之间密切联系的理论化(我们指的是富有成效的联系,而不是许多公众普遍认为的非西方国家的某种单一和落后的“文化”是技术进步的巨大障碍),以及国际视角下互联网技术研究的著作(Hunsinger, Klastrup, and Allen 2011)。

现在“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转向已经确立,这一转向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优越性。它与“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等方法并行发展,有时有些不稳定。然而,随着它的发展,近年来,在互联网研究领域,精灵已经完全跳出了瓶子的国际化趋势已经萌芽。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复杂崛起、俄罗斯的回归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复苏。如果这不是“中国世纪”,那就是“亚洲世纪”,需要转向“亚太”(对美国而言);又或者是“拉美世纪”、“非洲崛起”、“金砖国家”的兴衰,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关键地位和发展。抛开这些口号不谈,显然,地缘政治以及区域内、国家内、次国家和散居地(diaspora)的重新配置正在经历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这给互联网研究带来了诸多挑战,也带来绝佳的机会。

其中一个关键的挑战在于在国际上将研究和大学组织起来,以及对研究和研究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上的赞助、评估和报酬。一段时间以来,大学一直围绕着全球市场“竞争”的定位,尤其是对生源的竞争,也包括对科研经费、学校声誉和影响力的竞争。国家系统依然对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大学有决定性影响,这也加深了学校对相对少数学术质量评价指标的依赖。这些指标往往把英语作为唯一的全球科学传播和交流语言。最著名的期刊排行榜是汤森路透科学网(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的 期刊排行,还有 Scopus和最近的谷歌学术排行。 在这些期刊目录中,可以参与排名的期刊绝大数使用英语。这种英语的主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各主要学术协会都对国际化需求做出了回应。国际传播协会(ICA)力图超越其北美中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协会为此它在拉美、亚洲和其他地区召开了区域性的国际传播协会会议,并已发起和支持两份中文和德文期刊,作为其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物的一部分。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在其创办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授意下,特别是在其“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成员的努力下,已经长期致力于多语言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研究。当然,IAMCR及其会议主办方在使用三种官方语言(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召开学术会议方面还有不少实践上的、资源上的困难;更不用说协会成员的各种语言问题了,其中许多成员依然继续使用欧洲主要语言之外的语言运营和出版刊物,这些刊物在其社群和势力范围之外很少得到承认。尽管如此,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的国际化实践活动。例如,在区域研究或亚际文化研究等领域,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以及多语言、多文种的出版行为已经比较普遍。

这种情况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许多人会说大学是非常世界性的全球机构。在那里,研究——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研究——应该在世界各地的团队和群体中开展、流通和利用。哪种语言便于操作,就使用哪种语言。我们并不否认这种观点,但是那里也存在许多鲜为人知或讨论不足的差距、损失、劳力和协议条款。特别是在互联网这一领域,对互联网史全球坐标的认识上的不足、或是研究上的不够深入,导致我们对互联网意味着什么、互联网会变成怎样的认识是极度匮乏的,至少是相当片面的。

在《全球互联网史手册》一书中,我们希望通过书中各章节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区域的互联网发展情况的详尽的和对比的历史研究,对“互联网(the Internet)”是一个“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sed)”的技术这一概念提出质疑。正如伊藤(Ito)所言,技术并不是通用的;反之,我们必须关注“技术在跨国家舞台上的异质同构性(heterogeneous co-constitution)” (Ito 2005:7) 。因此,要深入理解互联网,应该充分了解相关的不同使用文化,而这些使用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文化和地理位置的影响。我们的假设是,一旦如此详细的、多样化的互联网图景被组合起来,就有可能通过所谓的“全球在地化(glocal)”(或是全球化/本地化)想象(imaginaries),对技术的全球性或国际性特质有更深入的了解。正如本书所证明的那样,“全球互联网史”(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是一个方便的术语,可以丰富、扩充、整合、催化有关互联网的广泛资源、调查、概念和对话。

我们常常忽视以下情况:已经写就的互联网史的传播和应用塑造和想象了今天的互联网。奇怪的是,人们已经并且正在研究互联网史,而且不仅仅是用英语进行研究!因此,跨互联网、传媒、文化和技术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翻译这些“错过的叙事”(Campbell-Kelly and Swartz 2013)。

章节概览

手册类图书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呈现不同领域的大量研究,并可以使章节之间形成对话关系。为了鼓励阅读某些特定章节和其他同类章节,我们把本书中的内容分成七大主题(参见下文目录)。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构建概念和研究方法”。这部分中的章节探讨了互联网史研究中出现的困难、方法、偏见和伦理问题。几位作者在阐释互联网应用在具体地区环境下所产生的不同联系点和多样性方面,在研究方法和认知上保持了高度的自知性。例如,罗宾•曼赛尔(Robin Mansell)探讨了与互联网意味着什么或是代表着什么有关的各种“社会意象”(social imaginaries)如何影响关键的政府或产业人士——这些人的决定又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技术的推广和管理。然而,仅仅关注这些关键人物的互联网史忽视了技术可以经过多种途径为不同的权益相关者所重新想象(reimagine)。作者鼓励我们考虑个体如何把自我想象为积极的技术施动者,而不仅仅是技术使用者。查尔斯•艾斯(Charles Ess)的文章指出,自1998年文化态度与通讯技术(CATaC,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系列会议以来,互联网研究一直在其框架内进行。艾斯认为,在研究和理解互联网的过程中,对技术的文化构架起到关键作用。文中特别指出这样一个倾向:研究往往仅依赖来自一种语言(即英语)的信息,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尤其如此。作者注意到,文化态度与通讯技术系列会议首次在挪威的奥斯陆举办国际会议,迫使美国的参会者考虑网络配置(configuration)的某些方面为当地参会者带来的困扰。例如,挪威语的三个常用的元音(ø, æ, å)当时并未收录在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中,这就需要挪威的参会者对自己的名字进行音译,这样才能显示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

尼尚特•沙阿(Nishant Shah)对互联网史在印度的情况进行了综合全面的介绍。文章中提了到作者主持的里程碑式项目,该项目得到位于班加罗尔的互联网和社会研究中心的支持。沙阿反思了不同的互联网史,对互联网史编纂进行了有启发性的、丰富的思考。他提出了研究印度互联网史的三个着眼点,对互联网的国际化思考极有裨益。这三个着眼点是:机体(body)、情感(affect)和中间状态(the state in transition)。沙阿指出,“书写互联网在印度的历史,就是书写印度的历史”,这一经典的论述适用于全球各个地区的互联网史。尼斯•布格(Niels Brügger) 撰写的章节以作者对丹麦的.dk网域(web domain)进行归档的工作为例,探讨了对内容进行归档的种种困难。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网页与书籍和电影等传统媒体完全不同,因为网页是由超链接(hyperlink)构成的,这就使得网页不是单一的媒体,而是内容丰富的“多层媒体”(strata)。然而,作者指出,建立这样的档案很有必要,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在过去的发展,也可以对当今互联网上发生的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书的第二部分的内容是“重新思考互联网的演化过程”。这一部分就如何研究和理解互联网的各个角度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指出对技术的发展进行准确分析和定位的重要性。瓦莱丽•谢弗(Valérie Schafer) 和本杰明•G•蒂埃里(Benjamin G. Thierry) 研究了传说中的法国米尼特尔系统(Minitel system),这一案例经常被作为计算机网络在北美商业模式之外的一种选择。谢弗和蒂埃里(Schafer and Thierry)对互联网在法国的发展进行了生动有趣的描述。在法国,互联网的发展和与米尼特尔(Minitel)有关的技术系统、生态系统、商业模式和使用方法间错发展,有时平行,有时互相影响,然而又各具特色、截然不同。两位作者回顾了米尼特尔和互联网发展规划中的“多次逆转过程”。文章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互联网的米尼特尔化究竟是数据经济演化中转瞬即逝的一个片刻,还是由米尼特尔创立,又在几年后被苹果公司巧妙地升级的一个永恒的模式。” 尼古拉斯•约翰(Nicholas John)的文章与上述讨论相关。该文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在以色列的出现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考虑到以色列是高科技先驱国家,这项研究颇具价值。约翰指出在互联网提供商涌现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行动者(actor)对互联网的理解完全不同;此外,他还讨论了在以色列情境下对“以色列特色”的不同理解。约翰引用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提到在这一阶段的特色是不同元素的重合:随着海外资本和以色列经济精英的投资,以色列经历了从“科技资本”到纯粹的“经济资本”的转变,“当地惯习”(local habitus)和“全球场域”(global field)之间也产生了积极的紧张关系(productive tension)。文章谈到对巴西互联网的研究(参见本书中戴维斯等〈Davis et al.〉的章节),同意我们不应“认为互联网在新的国家的扩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抵制简单的确定性叙事(deterministic narrative)……其次,我们应认识到不同机构在建构互联网时面临的种种困境”。约翰引用了曼赛尔(Mansell)的意象(imaginaries)这一概念(参见本书中曼赛尔所著的章节),指出“在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其实也包括科研人员)可能产生的各种意象中,具备的功能之一是对社会和文化的定位。”这一论述和费尔南多•古提耶瑞斯(Fernando Gutiérrez)对互联网在墨西哥的演化的章节中所述的观点一致。正如古提耶瑞斯所言,在早期,大学是网络连接的重要地区,但是随着最著名的互联网滥用的例子之一——萨帕塔国家解放军(EZLN, 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的出现,互联网在墨西哥的发展迎来了关键的时期。1994年1月1日,服务器设在美国大学的一个网站对反映墨西哥阴暗面的视频进行了存档,引发了萨帕塔国家解放军在网上对其展开的斗争。墨西哥的“互联网之年”是1995年,当年,著名的《劳动报》(La Jornada)报纸在网上创刊,同年,墨西哥政府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互联网的基础架构和网络接入也发生了显著增长。古提耶瑞斯引用了国际互联网调查(World Internet Survey)中的数据,分析了在被不平等发展割裂的国家中,连接(connection)和接入(connectivity)之间的悖论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知识、能力和互联网使用方面的巨大差异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和意义并存,墨西哥的媒体和文化也经历着重新定位的过程。

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 乔•斯特豪(Joe Straubhaar)、玛莎•范托斯-巴蒂斯塔(Martha Fuentes-Batista) 和耶利米•斯宾塞(Jeremiah Spence)的章节考察了同样位于拉美地区的巴西。巴西与墨西哥的情况截然不同。戴维斯等剖析了互联网在巴西社会的成型,并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信息通讯技术(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融合是由非政府机构的创新性融合自下而上驱动的,这些非政府机构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设法创造连接互联网的新途径。”然而,正如戴维斯等指出的一样,“这些工作受到公共网络接入情况和国家电信市场规则自由化等方面国家政策的很大影响,同时,也受到为了满足消费者网络接入需求的私企的影响。”第二部分的最后一个章节讲述的是东欧的情况。在这章中,卡塔泽那•卡米斯卡-克罗图克(Katarzyna Kamińska-Korolczuk) 和巴巴拉•科耶斯卡( Barbara Kijewska)对互联网在波兰和爱沙尼亚的发展做了生动有趣的对比性论述。互联网在波兰和爱沙尼亚发展的同时,也是两国从苏联独立,重新建设自由媒体系统的时期。两位作者发现,“今天的年轻一代生来就使用互联网,他们在私人生活、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中都频繁使用网络,”然而,“很难预测互联网使用者的增加是否会带来公民社会复兴的过程中对互联网信任的增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波兰和爱沙尼亚两国采用了不同的路线。在波兰,对互联网的社会角色的警惕性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在爱沙尼亚,两位作者注意到“人们把创新科技的发展当增强主权的机会。”

第三部分的内容是“早期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文化”。这部分中的章节讲述的是前互联网时代的案例研究,以及早期网络电脑媒介交际系统

(Internet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s systems)的案例研究。这些章节旨在探讨在特定的区域环境下,早期的使用行为如何影响了计算机技术的主流推广(mainstream roll-out)。考虑到“互联网”经常被形容为“全球化”的、“去区域性的”(deterritorialized)技术,人们可能会认为使用互联网的特定文化可以应用于可以接入互联网的任何地方。然而,BBS的案例显示,情况常常并非如此。互联网技术的哪些部分可以使用、哪些部分受到偏好取决于各种文化因素,包括语言的使用情况、市场和政策因素,如政府规范、竞争和定价等。

卡米拉•巴勒克-勃赫斯(Camille Paloque-Berges)探讨了法国互联网史中不为人知的部分,即从1983年开始的Fnet的发展。Fnet是一个非正式的基础架构,支持以Unix操作系统为基础的开放通讯网络。正如巴勒克-勃赫斯指出的那样,Fnet是一种“影子基础架构”(shadow infrastructure),是一个“非正式的、实验性的、不被承认的机器网络,附属在已有的电信网络和使用并重路由(reroute)学术界的公共资源的同类型网络上”。因此,Fnet具有很多后来被认为是互联网的主导精神的特点,比如“开放性、去中心化的、协作性、多样化、全球化”这样的特性。在马克•麦克利兰(Mark McLelland)撰写的章节中,作者探讨了日本在使用计算机作为大范围的日语输入、显示和交际语言之前,所必须做出的一些社会上和文化上的转变。最初,在电脑媒介交际(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中输入并传输日语复杂的文字系统遇到了很大困难。BBS系统最初并不是由政府使用,而是由不同的计算机公司使用;这意味着不同公司提供的“个人电脑交际”(personal computer communication)各有其不同的通讯协议。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公司“局域网”,约有一百万日本用户首次在这些局域网上用自己的母语接触了电脑媒介交际的功能可见性。九十年代早期,英语在互联网上广泛使用,人们需要熟悉英语才能连接国外服务器,拨号上网费用也颇为昂贵。这意味着对大多数日本用户来说,上网并没有那么普遍。此外,个人电脑相对较低的普及率意味着直到九十年代末可以上网的移动电话发布,日本的互联网使用率才快速上升。梁丽莎(Li Sha Liang)、林意仁(Lin Yi-Ren) 和黄厚铭( Arthur Hou-Ming Huang)合著的章节强调了在台湾互联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BBS阶段的重要性。与日本的情况类似,早期的电脑媒介交际网络并非受到政府方案的支持,而是由少数大学校园的电脑高手和电脑用户开发出来的。然而,和日本只能使用缓慢的拨号上网的情况不同,从1992年开始,台湾大学的网络连接由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TCP/IP)模式提供,这就使得多名用户能够以相对高的速度连网。台湾大学在宿舍为学生提供免费网络,并从学生中聘用了行政人员,这就使得BBS网络在学生中迅速蔓延。学生对这些网络的广泛参与鼓励了BBS在社会活动中的使用,这一特色一直保留至今。赵栋元(Dongwon Jo)的章节考察了韩国的H-mail系统,该系统是韩国的第一家公共电子邮件服务,于1987年韩国数据传播公司(DACOM,Korea Data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创建。这一章节展示了技术提供者和技术使用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如何为早期的网络社会活动提供了舞台,也影响了韩国今天的而互联网文化。目前韩国尽管有政府监管,网络用户的社会活动依然高涨。伊沃•弗曼(Ivo Furman)的文章考察了互联网在土耳其的使用情况。文章描述了以Hi! Türkiye网络(口语中称为Hitnet)为中心的充满活力的BBS(Bulletin Board System )[1]生态。这些论坛在1992至1996年间处于活跃时期。土耳其的Hitnet基于Fidonet网络协议。正如弗曼所言,“虽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BBS通讯网络很快消亡,早期的BBS用户依然是土耳其最早的在网络发布文字的人,也是最早开始通过电子交流进行远距离协作的人。”弗曼的叙述显示,BBS的早期使用者对土耳其互联网交流生态的成型起到重要的、持续性的作用。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互联网上的想象社区”。这一部分考察了互联网及其功能可见性可以让用户在特定语言和国家社群中构建想象社区(imagine community)。这些案例研究指明了使用互联网方式上的多样性。在亚洲地区,中国是相对较早使用互联网的国家,上网人群经历了从个人电脑上网到移动设备上网的转变。在不丹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互联网的接入要晚得多,大多数人都使用移动设备上网。对某一社会使用互联网技术之前的已有传播系统的状况的了解,对理解上网人群和当地媒体(如政府报告、科学新闻〈science journalism〉、大众新闻和广告等)使用这一新兴科技的途径至关重要。

这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是艾尼沙•道迪(Anissa Daodi)对电子阿拉伯语(e-Arabic)的出现的思考。这篇文章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作者对阿拉伯情况的描述展示了大部分英语使用者所不熟悉的情况。在阿拉伯,同一语言社区有两种不同的语体,但各自的用途不同,这种情况称为双语体(diglossia)。阿拉伯语有正式语体和口语语体之分。正式语体的语法更为复杂,多用于书面语。除当地方言外,阿拉伯语还有一种口语语体。因此,在输入和显示阿拉伯语时,除了其文字在字符上的特征外,通过电脑使用阿拉伯语进行非正式的书面沟通并非易事。道迪概括了第三种语言形式的缓慢发展,她把这种语体称为电子阿拉伯语。这种新兴语体中有文字上的转变,也有方言上的杂糅,还有从其他语言引入的外来词。这一现象引发了相对年轻的上网人群与年长的文化捍卫者之间的对峙,后者认为这种语体是错误的、不标准的。道迪指出,这一新兴的、不受规则制约的语言形式对年轻人为自己发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顾虑至关重要。余海清(Haiqing Yu)的章节涉及对中国互联网的研究。文章的重点不是基础架构、管理方法和软件推广的时间线对互联网的定义,而是日常上网人群对互联网的理解。通过这一研究,作者指出从中国的互联网还能得到很多信息。与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负面报道,特别是对“中国防火墙”的报道不同,余指出中国居民自身对未来还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她解释道,对互联网的讲述,和对互联网击破阶级壁垒、共享信息并连接人群的能力的讲述是这种乐观态度的重要部分。文章提议,对网络审查造成的阻碍的评价在中国境内和境外有所差异。

里斯•琼斯(Rhys Jones)的章节探讨了早期互联网在使用威尔士语的媒体中的情况。当时,互联网技术和美国联系紧密。人们担心互联网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霸权地位;少数人使用的语言(如威尔士语)则会成为这一过程的牺牲品。然而,与此同时,不少使用互联网的人却反对这一论调,他们认为,电脑媒介交际很可能会让世界上讲威尔士语的人互相联系,从而推广威尔士语,这一现象发生在早期翻译关键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术语的过程中。在韩国互联网推广的最初阶段,也发生了这一现象(参见本书中赵栋元〈Jo〉的章节)。邦蒂•埃韦森(Bunty Avieson)的章节中也讨论了不丹互联网对语言使用情况的影响。作者发现,在当地,互联网引入时,广泛的民主化进程正在影响着整个媒界。因为当地不少口语语体没有书面语形式,人们对印刷媒体的接触受到限制。然而,电脑媒介交际的到来(通常是移动客户端上网)开创了通过声音进行联系的方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仅仅需要学会点击几个简单的图标,就可以使用APP和其他使用者取得联系。信息通讯的功能可见性也为使用者熟悉罗马字母提供了激励,他们可以使用罗马字母对当地语言进行音译,进而传达信息。

莎拉•罗根(Sarah Logan) 和约瑟夫•诹访丸(Joseph Suwamaru) 合撰的章节讲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的情况。文章指出,虽然一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教育机构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网络之间存在速度缓慢的拨号上网,直到2005年手机市场放开监管,全民上网率才从3%上升到随后十年的80%。该文章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主要是一个口语社群,可移动网络提供的便利——特别是Facebook上状态的更新——在该国非常流行。Facebook也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处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媒体渠道环境下的人们交流新闻。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情况一样,缅甸也是近期才普及的互联网。随后,移动网络和移动通讯得到普及,这两个进程彼此平行,互相交织。里奇•林(Rich Ling)、奇特拉•潘沙帕克派恩(Chitra Panchapakesan)、拉吉夫•拉基特(Rajiv Aricat)、艾莉莎•欧勒加(Elisa Oreglia) 和梅•O•勒文( May O. Lwin)的章节也探讨了这一问题。该文讨论了缅甸人使用移动电话和数据接入的情况,指出“数据想象”这一重要现象在塑造形象、意义和知识方面的作用。文章也指出了使用互联网的潜在可能,虽然缅甸居民还不能直接使用互联网。文章还讨论了在移动电话在一些商业部门和社会团体中的使用情况及其影响。这些团体包括三轮车经营者、废弃布料收集者、垃圾处理者、 制砖工人、 泰米尔语飞地上的居民和农民等。文章指出,“数据想象”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互联网普及的过程人们对数据接入的想象所涉及的各种想法、民间传说、二手科技、文化适应等因素。

本书第五部分的主题是“社会互联网的历史”。这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入手,分析了二十一世纪早期的重要发展特征之一:社交网络系统在全球的广泛使用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本部分的章节探讨了一系列以当地语言、粉丝和社区为基础的网络系统。此外,要充分理解某一应用的使用情况,需要了解对使用者有影响力的既有媒体文化,也需要了解产业、政策、社会环境,以及国内外技术的本土化情况。田村匡纪(Takanori Tamura)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人类互动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互联网的想象。他特别分析了自我叙述(self-narratives)——即人们对自身的描述——这一重要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的日本,人们通过电脑媒介交际进行自我叙述。田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人们通过自我叙述在日本国内网络上进行交际,这为之后的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环境。这种自我叙述和早期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模式,促进了私密公民权利(intimate citizenship)的发展,使日本2011年核泄漏和地震等危机后的社会活动成为可能。蒂姆•海费尔德(Tim Highfield)的文章讲述了博客的重要历史。海费尔德承认,博客如今听起来已经落伍了。他在文章中提到,“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博客曾是一个颇具创新、广为流行社交媒介。如今,在互联网时代,博客的光辉时代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博客作为交际平台、写作体裁和影响力量的历史简述”。文中指出,“博客圈(blogosphere)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谈论政治、交流名人八卦的平台,也不仅仅是个人日记的网络版。”海费尔德写道,“博客的历史是整个媒体圈(mediasphere)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写博客的人除了写博客抒发个人感想之外,还阅读其他博客和媒体,进行评论、提供链接并分享其他内容。除了使用自己的博客外,他们也使用其他的交际平台。”亚可•苏敏芬( Jaakko Suominen)、佩特里•沙瑞科斯基(Petri Saarikoski)、瑞卡•图尔蒂艾宁(Riikka Turtiainen) 和沙里•奥斯曼( Sari Östman)的章节考察了历史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开拓了我们的研究的视角。几位作者讨论了芬兰的各种社交媒体服务和平台,这些社交媒体如今大部分已经被人遗忘,包括IRC-Galleria (使用者主要是青少年的相册)、Jaiku、Qaiku(微博平台)和Vuodatus(博客平台)。其实,尽管互联网在全球的应用情况十分复杂,国家内部和区域内部的社交媒体平台还是十分活跃。需要记住的是,芬兰以技术实验著称,在全球互联网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移动电话文化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以上三篇文章提供的案例表明,目前依然有对国家内部社交媒体服务的需要。芬兰需要为芬兰用户提供的平台,在其他相对小体量的国家也有这种需求。然而,我们对全球各种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轨迹、意义和经验还知之甚少。苏敏芬等在文中指出,在他们的案例研究中发现,“难以预计的是,这些社交媒体和它们的生命周期具有特殊的芬兰特色,与中国、日本、韩国和日本等大体量国家,或是其他人口稠密的国家相比,没有太多的比较价值。”正因如此,几位作者呼吁我们对“对类似国家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周葆华(Baohua Zhou)、桂师慧(Shihui Gui)、追崎加藤(Fumitoshi Kato)、大桥夏菜 (Kana Ohashi)和拉里萨•赫奥斯( Larissa Hjorth)所著的章节探讨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市场,中国和日本的大型活跃社交媒体的情况。章节讨论的重点是微信和LINE这两个融合移动信息平台(convergent mobile messaging platforms)。几位作者对比了互联网兴起的两段不同的历史,以及从互联网时代到智能手机阶段的转变。他们指出,“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的阶段性相对明显,从Web1.0……到Web2.0”,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因为有手机(日语称为携带keitai)的存在,从早期开始,通过个人电脑上网和通过移动电话上网就已经融合。”除此之外,政府在孵化和激励互联网技术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杨凌(Ling Yang)的文章也聚焦于中国的互联网。文章讨论了中国网络粉丝社群的历史、实践和问题。该文首先讨论了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演化如何促进了网络粉丝社群的产生,例如BBS,百度贴吧、新浪微博和腾讯QQ等媒体。文章还讨论了粉丝字幕(由粉丝制作字幕的外语媒体)和配对(为明星或媒体上原创故事中的人物进行配对)这两种网络行为为对中国的粉丝文化和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作者指出,虽然网络上的各粉丝集团可以带来主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粉丝集团也常常产生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往往与性别问题或政府审查有关。

本书的第六部分的是“网络及新兴媒体形式”。这部分内容中,首先是克里斯蒂娜•司布真(Christina Spurgeon)对全球网络广告的发展的各种趋势和多样性发展的总结。文章条理清晰,内容简明扼要。这一研究方向需要大量的国际化研究。在此背景下,司布真号召研究人员“密切注意广告在阐释互联网史方面的重要性”。海斯•马温迪•马布韦泽拉(Hayes Mawindi Mabweazara)的章节探讨了非洲的情况,这一案例研究分析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数字新闻的演化过程,并简述了相关研究。文章内容全面,分析透彻,提供了理解数字新闻的另一种方式,解释了数字新闻研究作为西方学者主流知识体系之外的领域,是如何发展成型并繁荣壮大的过程。作者表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闻的历史,以及对互联网和新闻在非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采用了新闻学之外的研究系统,其特色是对互联网在非洲提供的机遇和挑战的各不相同的、有时彼此矛盾的意见。”艾莉莎•弗里曼(Alisa Freedman)的章节着眼于数字文学这种媒体形式,数字文学的代表是日本移动电话和网络小说的出现。对弗里曼而言,这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文学“重新肯定了,而非否定了日本纸质书籍的重要性,为全球由粉丝创造的文化如何进行商业化运作提供了模式”。更进一步说,手机和互联网小说的情况明确显示,这一文学形式被新生的“日本互联网的使用习惯(如上网方式、图像语言、用户识别和公司搭售)”所控制和引导。同样重要的现象是互联网文化的发展“鼓励了对日本边缘社会人群的讨论,特别是不良少女和宅男(otaku)”。赛萨尔•阿尔巴兰-托雷斯(César Albarrán-Torres)的章节探讨了互联网博彩这一少有人研究的现象,文章考察了多个地区,讨论了网络博彩的复杂意义,既涉及发达的北半球国家,也涉及发展中南半球国家。文章重点讨论的是哥斯达黎加的案例,在该国,网络赌场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已设立。文章指出,需要把网络博彩理解为“长期的文化实践行为和产业活动对网络空间的适应,这一适应穿越了空间和司法的边界”。作者对这一适应过程加以密切观察,指出随着互联网博彩行为在发达国家的扩大,以及在发展中国家涌现的博彩服务器,我们应关注随之产生的法律问题和劳动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阿尔巴兰-托雷斯首次提上研究议程的。安德鲁•韦伦(Andrew Whelan)的章节讨论了音乐和互联网这一广受欢迎的领域。韦伦并未对通常讨论的主题进行重新整合,他明确提出,文章并非“典型的对互联网上出现的数字音乐的编年史,或是对互联网上音乐的制作、发行和消费的前期的文化的编年史”。文章涉及与网络音乐的主要互动关系和发展历程相关的问题,旨在“强调典型的历史对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的合法化或模糊化”。作者特别关注了两个重要的议题,其一是“音乐分享作为社会媒介行为的实践配置,这一配置长期存在,并可能与新的发行形式和模式产生互动”。另一议题是“数字音频因‘互联网音乐可进行自我交流的特性’而产生的社交属性。互联网音乐之所以具有这种属性,是因为它从诞生伊始,因其设计上和功能可见性上的特性,就体量很小,易于被操纵和重新整合”。第六部分的最后一个章节由特奥多尔•米丢(Teodor Mitew )和克利斯多弗•摩尔(Christopher Moore)合撰,探讨了互联网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互联网游戏。和韦伦的文章类似,两位作者考察的重点从历史编撰学角度和理论角度出发,重点讨论如何通过游戏空间(game space)、游戏技术和游戏模式(modality)[2] 这一“棱镜”来“考察互联网游戏的历史”。两位作者强调了“互联网既为游戏的非物质化提供了可能,又把游戏重新物质化,投入新的全球市场,该市场既有官方消费渠道,也有非官方消费渠道;既有授权商品的发售,也有粉丝的角色扮演(cosplay),还有其他的参与性媒体文化(participatory media culture)行为”。文章发现,“互联网技术,特别是高速宽带网络连接的普及,使得新的游戏空间成为可能,活跃于空间的人群包括重新配置游戏模式的人,同时,产业制作的正式模式中也包括了这些人群,担任测试员、游戏增强程序(mod)制作者、社区领袖等角色。”

本书的第七部分是“公众、政治和数据社会”。在最后这部分内容中,几位作者纪录并评价了与政治体系的健康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互联网的辩论和研究中频繁出现,然而,在互联网史如何影响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方面,研究还几近空白。伊勒姆•阿拉圭(Ilhem Allagui)的章节对阿拉伯地区与数字媒体有关的互联网史和互联网的角色进行了综述和反思。近期,阿拉伯地区(特别是该地区的民主化斗争)受到了广泛关注。阿拉圭剖析了阿拉伯互联网史与社会和政治变革有关的重要阶段,并指出几次著名的起义是社会行动者斗争的结果,并非技术革新的结果。文章发现,“这些起义是线上和线下社会活动者斗争的结果,其中有些人为国牺牲,有些人幸存下来。”阿拉圭称,“人们相信‘革命’会自动进行下去”;然而他本人却认为“革命并不会自动继续,技术可以赋权于人民,引发并不前后一致的集体行动。技术使得推翻集权政府的人民运动成为可能,但同时也给伊斯兰国(IS)的“圣战”军队进行扩充和实现其社会政治目标提供了可能”。恩达• 蒂里亚图提(Endah Triastuti)的章节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作为“数字国家”的诞生过程。该文分析了促进印尼互联网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文章特别强调了“在前专制体制(前总统苏哈托)垮台后,媒体文化中权力的流通,特别是在信息通讯技术中的流通”。作者称,“与印尼的互联网产生关系就意味着斗争、滥用、压迫和对前政权用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强迫人们接受的国家观念的反抗。”苏珊娜•萨尔加多(Susana Salgado)的章节探讨了非洲葡萄牙语地区各国(安哥拉、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生动有趣的案例。这些国家有着相同的通用语言、也都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各国都曾宣称要建立民主政权。该章的出发点是:“这四个国家的共同点是,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开始的阶段,同时也是互联网在全球的扩张的阶段。”本章的讨论很有启发意义,其中心内容是经历民主化进程的国家中在网络上进行政治交流的机会。文章强调了独立网络新闻媒体渠道和博客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变革过程中使用网络的重要性。

李光硕(Kwang-Suk Lee)的章节旨在用“综合的、历史视角的研究方式”来探讨韩国的数字化抵抗行为(e-resistance)。文章综合分析了“自上而下驱动技术化未来的历史引擎,例如信息技术政策、政府管理、市场活动,以及其他影响数字技术的权力条件”。文章还分析了“自下而上由互联网用户自主建立的数字文化的不同演化阶段”。文章强调了韩国互联网和行动主义的亚文化史,讨论了韩国的数字社会活动,强调“在对权力和各种社会影响的编码过程中,政治紧张局面如何存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胡泳(Hu Yong)的章节。该文讨论了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程中,从舆论到舆情的措辞转变,也讨论了对信息的管理工作。在一段有力的评论中,作者指出,“舆情监控系统的运作反映了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悖论:普通用户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对民众的真实情感的反映却很少。”作者提出,“从舆论到舆情的措辞上和行动上的改变,是中国的信息管理和社会管理变化的结果。”舆情这一措辞反映了中国力求保持良好政府形象的时代精神;同时,它也是管理民众的有效方式,阻止其反思基本的民主和社会变革。

结语:互联网史的未来

2015年,Thomas Haigh [3]等人编撰的《互联网史》(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特刊序言中写道:

纵览学术历史和流行的迷思,我们认为,互联网范围的扩大已经产生了对不同历史的需求,这些历史记录了众多技术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它们彼此融合,共同创造了今天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世界。
(Haigh, Russell, and Dutton 2015)

随着互联网史发展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它将越来越需要考虑互联网在特定地区、特定人群中的实际发展情况;探索主流的叙事、迷思和隐喻;关注互联网的“小”历史和另类历史;调查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群体的互联网史,不同人群的互联网史(例如“老人”和“年轻人”,被排斥的群体和边缘人群、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北半球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史;也需要考虑跨地区的互联网技术和文化的交叉融合(cross-fertilization),以及互联网在未曾预计的轨迹上,在地区内、地区间和国际上的交流情况。这通常意味着来自一个充满生机的互联网传媒生态的对当地空间和场所、特定亚文化、一个特定平台或技术的全新的、密切的、集中的关注。

在参与了本书三十六篇不同国家、地区和主题的案例研究之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互联网”现在是一个有着“全球”范围和影响力的技术,特定的互联网使用文化,特别是西方英语国家用户更为熟悉的文化,并不能在可接入互联网的任何地方复制。互联网技术的可用和偏好取决于地理、相关基础设施等因素,也取决于市场和政策因素,如政府法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定价等等。和这些考量同样重要的是众多复杂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很难为外人所识别,在他们无法接触用当地语言写就的互联网文化文本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些不太明显的因素包括不同地区对传播概念、信息构成信息使用和分享、隐私和安全问题——以及,最重要的——对阅读能力的理解。我们所谓的“阅读能力”,绝非仅仅指可以阅读和理解传统书面文本的能力,而是指有效使用当今的融合媒体设备所涉及的全部“新阅读能力”。

提高阅读能力的需求的一个方面,是要求我们跳出写在自己文化中的对互联网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的一套假设,认识到另类互联网史和互联网使用文化的重要意义。与其将其他地区视为在“追赶”当前西方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认识到,互联网文化的地方实例如何提高了我们对技术及其功能可见性的整体理解。

译文说明

1. 原文为学术论文,翻译时的首要考量是译文可以帮助读者尽量准确地理解原文、检索原文提供的大量学术信息。

2. 为保证译文准确性,翻译时尽量贴近原文。译文中可能有少数不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述,如进行灵活翻译,可能会改变作者本意,故尽量照原文译出。

3. 文中涉及的传媒学、社会学和计算机方面的术语尽量按已有通用译法译出。原文为论文集的前言部分,大量内容是对论文集中章节的总结介绍。因并未提供各章节内容,仅凭前言中的简短介绍,无法准确把握各章内容。故术语翻译可能有不尽准确之处,特在译文中标注原文,并提供术语对照表,以供参考。

4. 因并未要求翻译参考文献部分,特保留原文中文内引用部分的外语人名,以便直接根据文内引用人名查找对应参考文献。

例:(译文第7页正文部分)

当时,《网络杂志》(Wired Magazine)一度广为传阅(Flichy 2007)

(原文第20页参考文献部分)

Flichy, P. (2007) The Internet Imaginai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 本互联网手册中收录章节的作者名和正文部分出现的人名均按习惯译法译出,并提供人名对照表。人名音译(尤其是中文、韩文、日文名的音译)仅供阅读便利,查阅相关文献时建议使用外语人名。

6. 文中的组织机构、会议名称、书籍杂志名称均在括号内标注英文原文,以便检索相关信息。

7. 原文少数疏漏之处用脚注标明。

译名对照表(按英文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

赛萨尔•阿尔巴兰-托雷斯(César Albarrán-Torres)

伊勒姆•阿拉圭(Ilhem Allagui)

马修•艾伦(Matthew Allen)

拉吉夫•拉基特(Rajiv Aricat)

威廉•阿斯普雷(William Aspray)

邦蒂•埃韦森(Bunty Avieson)

安纳特•本-大卫(Anat Ben-David)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尼斯•布格(Niels Brügger)

保罗•E•瑟罗兹( Paul E. Ceruzzi)

艾尼沙•道迪(Anissa Daodi)

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

查尔斯•艾斯(Charles Ess)

帕特里斯•费里奇(Patrice Flichy)

艾莉莎•弗里曼(Alisa Freedman)

玛莎•范托斯-巴蒂斯塔(Martha Fuentes-Batista)

伊沃弗曼(Ivo Furman)

杰拉德•戈金(Gerard Goggin )

桂师慧(Shihui Gui)

费尔南多•古提耶瑞斯(Fernando Gutiérrez)

安妮•赫尔蒙德(Anne Helmond)

托马斯•黑格(Thomas Haigh)

蒂姆•海费尔德(Tim Highfield)

拉里萨•赫奥斯( Larissa Hjorth)

黄厚铭( Arthur Hou-Ming Huang)

伊藤(Ito)

赵栋元(Dongwon Jo)

尼古拉斯•约翰(Nicholas John)

里斯•琼斯(Rhys Jones)

追崎加藤(Fumitoshi Kato)

巴巴拉•科耶斯卡( Barbara Kijewska)

卡塔泽那•卡米斯卡-克罗图克(Katarzyna Kamińska-Korolczuk)

公文俊平(Shumpei Kumon)

李光硕(Kwang-Suk Lee)

梁丽莎(Li Sha Liang)

林意仁(Lin Yi-Ren)

里奇•林(Rich Ling)

莎拉•罗根(Sarah Logan)

梅•O•勒文( May O. Lwin)

海斯•马温迪•马布韦泽拉(Hayes Mawindi Mabweazara)

罗宾•曼赛尔(Robin Mansell)

马克•麦克利兰(Mark McLelland)

特奥多尔•米丢(Teodor Mitew )

克利斯多弗•摩尔(Christopher Moore)

大桥夏菜 (Kana Ohashi)

艾莉莎•欧勒加(Elisa Oreglia)

沙里•奥斯曼( Sari Östman)

卡米拉•巴勒克-勃赫斯(Camille Paloque-Berges)

奇特拉•潘沙帕克派恩(Chitra Panchapakesan)

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

佩特里•沙瑞科斯基(Petri Saarikoski)

苏珊娜•萨尔加多(Susana Salgado)

瓦莱丽•谢弗(Valérie Schafer )

尼尚特•沙阿(Nishant Shah)

耶利米•斯宾塞(Jeremiah Spence)

克里斯蒂娜•司布真(Christina Spurgeon)

乔•斯特豪(Joe Straubhaar)

亚可•苏敏芬( Jaakko Suominen)

约瑟夫•诹访丸(Joseph Suwamaru)

田村匡纪(Takanori Tamura)

本杰明•蒂埃里(Benjamin Thierry)

恩达• 蒂里亚图提(Endah Triastuti)

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

瑞卡•图尔蒂艾宁(Riikka Turtiainen)

艾斯特•韦特芙雷德(Ester Weltevrede)

安德鲁•韦伦(Andrew Whelan)

简•温特斯(Jane Winters)

杨凌(Ling Yang)

胡泳(Hu Yong)

余海清(Haiqing Yu)

周葆华(Baohua Zhou)

专有名词对照表

阿帕网 ARPANET, 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 (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组建的计算机网络)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科技和传播学文化态度系列会议CATaC,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韩国数据传播公司DACOM,Korea Data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DAPRA, 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电子阿拉伯语e-Arabic

萨帕塔国家解放军EZLN, 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雅虎地球村网络托管服务GeoCities web hosting service

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国际媒体和通讯研究协会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斯高帕斯数据库 Scopus

汤森路透科学网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

国际互联网调查World Internet Survey

术语对照表

行动主义Activism

(社会)行动者 (Social) actor

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

融合移动信息平台convergent mobile messaging platforms

电脑媒介交际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场域field

惯习habitus

全球互联网史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

异质同构性heterogeneous co-constitution

信息通信技术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网络传播Internet communication

想象/意象imagine

制度史institutional history

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

移动媒体mobile media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主流转出mainstream roll-out

游戏模组mod

参与性媒体文化participatory media culture

参与者历史participant history

通讯协议protocol

柯蒂键盘QWERTY Keyboard

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TCP/IP)

网域(web domain)

注释:

[1]本处并非作者首次提到BBS,然而作者在这里才第一次给出BBS的英文全文。译文依照原文标出英文原文。
[2] 原文在此处有一个下引号(”),但是前文没有对应的上引号,略去不译
[3]原文为“Haight”,拼写有误,此文作者为Thomas Haigh,译为托马斯•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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